事实上，这种命运改变的体验是一个共同的经历。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指出，在中国改革之前，农民几乎没有决定自己生产什么、向市场提供什么的自由。这并不是来自于后来的学习，而是李克强自己亲身经历，“过去我当村长的时候，每天早上要指挥每一个生产队甚至是每一个农民，你干什么、他干什么。现在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没这个权力。”亲身经历的事件是最有说服力的，对经历改革的一代人而言，改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改革的艰难的体会更多则是来自观察。

　　这种艰辛的直接体会者是当年改革开放的启动者们。34年前习仲勋来到广东之后，第一件要处理的难题居然是“逃港”。1979年，有谣言称为纪念伊丽莎白二世登基，香港将给非法留居者正式居民身份，导致广东省发生了偷渡潮，甚至有村庄一半的精壮劳力一夜之间全部泅水偷渡香港，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.9万多，为历年之最。为什么抛弃家园，逃往香港，习仲勋在当时宝安的收容站里亲自与外逃人员座谈，随行的南方日报记者记录了这番对话。习仲勋问：“社会主义那么好，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，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，受人剥削？”对方老实回答：“我们穷，分配很低。到香港容易找工作。”而根据当时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吴南生的调查，当时深圳边境线宝安这边一个农民劳动日的工分收入约为七角钱，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元，两者差距悬殊竟达一百倍。现实的差距，比一切纸面上的优越性都要有说服力。这种差距，给执政者一种特殊的窘迫，民皆弃之的情况，在毗邻港澳，向来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更为强烈。见一叶落而知岁将暮，对于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习仲勋而言，国运将何，是让人忧虑的关键问题。

　　那个时代这种忧虑感从上到下。如果翻阅历史的话，1978年一年之中，邓小平连续有四次出访，先后访问了缅甸、尼泊尔、朝鲜、日本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家。这一年当中，中国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，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。这既是向世界传递“文革”动荡的结束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一种焦虑建国三十年了，国家到底要走向何处，国运如何才能昌盛？后代人对于这个时期，总习惯使用改革共识的形成。但是客观分析可以发现，共识更多是结束“文革”，而未来怎么走，却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。也正是基于此，先行一步，才显得那么重要。特区的实际作用，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得大，但是特区出现的意义则是巨大的，这是广东先行一步的象征，也是改革决心的表示。广东有自己的地缘优势，可以发挥，那么其他地区呢？资源优势，产业优势，都可以自我发挥出来。局部的突破带来的是全局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可能是改革启动者所希望带来的变化。邓小平用“杀开一条血路”，来表示任务的重要性。这种嘱托的重要性只有经历过战争艰辛的人才能真正体会，这是突围的重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