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集
    离开空军，三进民生公司当上了大管轮
    到了1940年，我一个人的收入供养四口之家日显困难。有人联系我去资中酒精厂工作，以每月120元的高薪聘请我，我动了心。就这样，离开了我服务的航空十一厂，去了资中酒精厂，脱离了军界。在资中酒精厂做了一年多，偶然的机会碰到了民生公司的人，我想起了当办离职时，机务课长周保基说的欢迎我以后再回公司的话，想到堂哥郑玉文也在民生公司， 1942年，我举家搬回重庆，三度进了民生公司，当上了船上大管轮，月薪涨到每月165元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，生活也十分稳定。这样的生活一直到解放，解放那天我在船上庆祝了新中国的成立。
第七集
    我的文革苦难和最后的平反
一、我的文革苦难
    文革中，重庆分成了“八.一五”和“反到底”两个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，双方最后动用了大量援助越南抗美的武器进行了骇人听闻以武斗。“反到底”用登陆艇炮轰了市中区朝天门港务局的“八.一五”，港务局当权者要我开始反击。我说：“周总理说的两派都是工人阶级，工人阶级不打工人阶级。开船运货搞生产我去，开船去打“反到底”，我不去。”就这样，我把“八.一五”和偏袒“八.一五”的军代表都得罪了，他们后来报复我，将我押送学习班，冤枉我是吊脚地主，又因抗日战争中当过三年国民党空军，将我定性为地主反革命，进行了十多次大会批斗。在海员俱乐部千人批斗大会上，说我参加空军给蒋介石卖命三年之久，与共产党、人民为敌。当时我气疯了，胆子也大了，什么也不怕了。我大吼：“我是为国家、为人民打日本鬼子，是为中华民族卖命！从来没有打过共产党！共产党也打鬼子，难道也是为蒋介石卖命吗？”千把人的批斗大会就这样让我给搅乱了、闹散了。也更增加了斗我的当权者“八.一五”和军代表的怒气。最后将我戴上地主帽子开除公职，遣送老家江津农村仁沱场监督劳动。
二、最后的平反
    在农村，我要求大队拿出我是地主反革命的证据来。农村大队说：“这是你们长航局处理的，我们农村管不着。”就这样，我一个六岁没了妈，十岁靠做工自谋生活，十七岁父母双亡的孤儿，二十四岁参加空军打鬼子，做了一辈子机械工人的人，成了被押送监督劳动改造的地主反革命。我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，就连袍哥也没有嗨过，我是啥子地主？！啥子反革命？！我五个孩子和一个爱人，除了大女儿一九六五年当了工人，只有38元月薪外，全家生活无着落，全靠大女儿和女婿资助养活了全家人。大女儿郑开凤去市公安局申诉并立了案。漫长的八年沉冤，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我上诉申冤，并帮助全家渡过艰难。终于，等到粉碎四人帮时，邓小平、胡耀邦执政拨乱反正，平反了我的冤假错案。当时中央调查组来重庆，落实拨乱反正政策，1978年8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以我的冤假错案为例在第四版刊文，我的沉冤终于得雪。关于成份问题，省市委把我定为工人，并返回原单位工作，恢复了原职轮机长（工程师），原薪补发了八年的工资。我感谢邓小平、胡耀邦打倒四八帮，拨乱反正，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！为打鬼子我参加空军，修了三年军机却换来了八年冤案！但我不后悔，为国家为中华民族打鬼子是我毕生的光荣！
    二0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，我的儿女们为我在重庆办了八桌百岁寿宴，寿宴上各界小辈宾客让我讲述当年武汉空战打鬼子飞机的情况。大家要我一定要写个回忆录什么的以警示后人，这就是我写这个“人生回忆”的动因。我的女婿王光圻寄来了贺寿词，我的小儿子和尚郑宝春为我操古琴啸歌，现以此词作尾。